慈禧太后拿丧事当喜事办:仓皇出逃后风光归巢

　　我们读清代的慈禧野史笔记，当能发现，太后逃后深宫之中的拿丧慈禧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常人一样的浓厚兴趣，召对臣下，事当最喜询问世间百态，喜事这固有掌权者察知下情的办仓需要，而从人情人性上揣摸，皇出未必全无普通人的风光合理欲望。可惜清朝祖制极严，归巢作为女性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慈禧也不能全无拘束。平定太平军之后，太后逃后清王朝一时颇具中兴气象，拿丧舆论也归美于太后的事当主持大计，不免惹动了慈禧巡游的喜事心思。徐凌霄、办仓徐一士兄弟所著的《凌霄一士随笔》记载，慈禧一次曾对掌握行政权力的恭亲王说：“高宗(乾隆)六次南巡，传为盛事。予亦拟作江南之游，汝谓何如?”“恭王对以兵燹之后，疮痍未复，视乾隆时之民康物阜，不啻天渊之别。后为之不怿者久之。”从此，恭王对“嫂子”的南巡之念非常警惕，一有南方官员进京陛见，就先要打“预防针”，提醒他们，太后若问及江南情形，“务以民困未苏、景物萧条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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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乎不幸乎，恭王于1898年殁后之第三年，慈禧终于还是到宫外走了一遭，只不过不是“南巡”而是“西巡”。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岁在庚子。这一年，慈禧企图借助义和拳灭洋人的威风，扫除自己废光绪的障碍，引来八国联军，不得不挟光绪仓皇出逃，史称“庚子事变”。

　　庚子事变于国家于慈禧个人都堪称奇耻大辱。当日逃难的情形，多种笔记中都有真切记载，如率军勤王，在慈禧轿前护驾的岑春煊后来撰文回忆，“太后御蓝布衫，以红棉带束发。帝御旧葛纱袍，当盛暑流汗，胸背粘腻，蝇蚋群集，手自挥斥。从行宫监，皆徒手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洒。窃叹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况，千载相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今乃身亲睹之。”的确，当年唐玄宗被叛军逼得从长安逃往四川，也要比这次的情形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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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乱兵溃勇不遵约束，不仅让供应为难，也潜伏着隐患，岑春煊受命整饬军纪，却几乎防不胜防，“途中溃兵益伙，有持枪追逐太后舆前者，叱之不止，反举枪对余开放。乘其一击不中，急拔刀斩于御前，宣示有众，不遵约束者，以此为例。众始肃然知畏，由是沿途安靖，无敢放肆者。”溃兵在慈禧轿前拿刀动枪，其胆大妄为诚然堪惊。但试想一下，社会秩序崩坏到如此地步，民众之命运又会如何?

　　国家遭遇如此的大难，“肉食者”有怎样的反思?有的只是空洞的抒情。如岑春煊一路喟叹，“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中国人对这两个成语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几乎逢灾难必引，人们就在这种慨叹中享受精神胜利的快感。很少有人质疑，如果不辅之以“难从何来”的追问，所谓“多难兴邦”是不是一种滥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当然是不会追问的。她向臣下频频征询“雪耻”之策，似乎颇有感奋的念头，但私下一句“不意乃为帝(指光绪)所笑”的喃喃自语又泄露了天机。原来，她只是为丢了面子而羞愤，最担心的只是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动摇。

　　果然苦难的刺激只有一时之效。在满足了列强的索取赔款、惩办“祸首”等条件，中外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居然下旨大赏臣下。在京主持议和的李鸿章，随她一起逃难的军机大臣，或多赐俸禄，或赏加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荣誉衔。不禁让中外人士瞠目结舌：这不仍是典型的“丧事当喜事办”的旧习吗?军机大臣瞿鸿禨尚识大体，上了一道折子，其中说：“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瞩目。若有幸滥，何以示天下?”意思是请老佛爷三思：在这个当口庆功赐赏，向天下传递的会是个什么信号?可是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乐得封赏的大臣们是这样，老佛爷也是这样，瞿氏之进言只不过使其个人退出了封赏的盛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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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又回到了紫禁城，而且据清人笔记记载，虽然离京是逃难，但回宫却像巡游，“兴高采烈”，“大事铺张”，仿佛逃难中的饥寒交迫从未发生过一样。昔人曾改杜诗名句为“国在山河破”，对掌握政权的人来说，“山河破”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国在”就好，依然能够“兴高采烈”、“大事铺张”。天下依旧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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