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一代枭雄董卓之死：都是“维稳”惹的祸

2024-11-17 05:04:30 admin

　　董卓为西凉军人出身，维稳长期驻守西部边区，揭秘社会背景相对简单，代枭由此形成了暴躁和单纯的雄董性格，但长期以来备受冷落，死都一直没有机会到中央发展，维稳后受大将军何进密诏进京“共商国是揭秘”。到京后，代枭形势错综复杂，雄董各种机缘巧合，死都使得董卓进入权力中枢。维稳

　　初涉政坛便入“围城”，揭秘各种事情纷至沓来，代枭各样事务千头万绪，雄董面对如此状况，死都颇有自知之明的董卓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不但文化素质较差，还是人生地不熟的外来汉。因此，他极其盼望内地文人集团的理解和支持。董卓明白，经过黄巾暴动和宦官专权的折腾，东汉王朝已经元气大伤，不能再受任何“刺激”，稳定压倒一切。但维护社会稳定不能靠枪杆子，而要靠“文力”，这就需要文人集团的鼎力加盟，需要他们为自己指点迷津、出谋划策，如此一来，国家就会走入正轨，大汉王朝的“中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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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这样的认识，董卓开始了自己事业的新征途，并快速放出了自己的维稳“三把火”：拥立新帝、提拔人才、权力制衡。

　　第一把火烧得很猛。董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废掉了当朝皇帝汉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理由是少帝软弱无能、形象欠佳，而刘协口齿清楚、年少有为，为此他还发出了“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的感慨!董卓此举，和很多权臣不一样，毕竟立一个年龄小、脑子木的皇帝更符合把持朝政的最大利益。董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效仿伊尹、霍光辅佐新帝，来一个万象更新，彻底与“旧社会”划清界限，此外，还可为进一步的“大刀阔斧”改革奠定基础和提供条件。

　　第二把火烧得很旺。在“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总方针的指引下，董卓首先为“党锢之祸”中受到“迫害”的部分人平反，然后大规模提拔录用有名望的文人，在士大夫中颇有人气的蔡邕、许靖、韩馥、周毖等人皆受到重用。董卓此举，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让文人充分参与政治、管理国家，以求在“重拾人心”的基础上提高行政效率和加强中央权力。当然，还可以顺便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凝聚些人气。

　　第三把火烧得很大。董卓明白，东汉王朝存在着两大“致命性”问题，即地方权力过大和军队飞扬跋扈，两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针对这种情况，董卓搞起了“两手抓”。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大族，为此，除了提拔人才充实中央外，还运用“定位安插”和“调虎离山”等手段，企图限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注意文武官员的相对平衡与相互制约，为此，董卓对部下多有约束和节制，于是，出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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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的维稳“三把火”，旗帜很鲜明，想法很诱人，足以表明董卓复兴国家的决心，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而青史留名。但不幸的是，董卓没有控制和调节火势的能力。

　　第一把火，他把自己放到了火上。毕竟，董卓不但是军人，还是外人，更是粗人，这决定了他欠缺拥立新帝的“资格”，违背了当时的文化主流理念和政治潜规则，如此，必然遭到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之人的抵触和恶评，使他处于大逆不道的危险境地。

　　第二把火，他把自己烤伤了。通过平反冤案和提拔人才，缺乏正统合法性的董卓给人留下了沽名钓誉的印象，这极不利于他进一步开展工作。同时，更有一些人利用董卓的这种心理，假意效忠、浑水摸鱼，趁机“跑官”、“骗官”，这无疑扰乱了正常的行政秩序，使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寒心不已。

　　第三把火，他把自己烤焦了。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中央几乎名存实亡，地方势力坐大已成铁的事实，在这样的现实中，露骨地加强中央集权无疑会触动地方势力的敏感神经，会使董卓成为他们的众矢之的，而豪强们也正是以讨伐董卓为幌子，借机招兵买马，进一步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由于对军人的制约性防范，董卓失去了军队的广泛支持，甚至造成了西凉军事集团的离心。

　　“稳定压倒一切”能束缚手脚、遮蔽视线，使董卓变得功利性十足，对文人依赖性过大，以至于过分相信文人、在乎文人，“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因此，他处处受到文人集团的牵制，董最后被官僚士大夫“设计杀死”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董卓为政的失败，主要在于他过分依靠官僚士大夫来推动中央行政的运作，高估了他们加强集权的能量，低估了他们藩屏皇权的作用，而自己又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可行性措施。

　　董卓死后，中国进入全面内乱的时代，而“董卓新政”——东汉王朝最后的一次复兴机会亦被廉价消费掉了，惜乎?悲哉!实际上，东汉“复兴”不是不需要稳定，更不是不需要能够稳定的人，而是不需要董卓这样的人那样去“维稳”。这不仅是董卓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哀。